就寓言的文类而言,传统意义上的寓言是指含有道德训诫和哲理的故事,因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,寓言无疑是原始的、初级的。但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,寓言在20世纪的文论界却获得了新生,本雅明就是第一个真正给寓言以全新阐释的理论家,并重新确立了寓言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。他强调:“寓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思想形式。”[8]在本雅明之后,詹姆逊把寓言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,他指出寓言是“一种再现事物的模式”,“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”。[9]可以说,在本雅明和詹姆逊那里,寓言已然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体范畴,而应当归属于一种艺术表达范畴或一种艺术存在范畴。其实,早在先秦时期,中国最早提出“寓言”一词的庄子就是把寓言作为一种言说方式来看待的。他在《庄子·天下》中说: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,以卮言为曼衍,以重言为真,以寓言为广。”[10]这里,庄子不仅为寓言的类型作了分类,而且也阐明了寓言产生的原因,那就是“天下沉浊,不可与庄语”。同样,在现代社会,面对现实中的“历史废墟”,用已掌握的传统表现方式显然已经很难实现对历史的把握和再现。那么究竟以何种方式再现历史以及把握历史的“过去”“现在”与“未来”这一内在联系显然成了一个亟待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。对此,本雅明在探讨17世纪巴洛克时代的寓言风格时认为寓言是社会衰败、理想沦丧、社会没落时期最佳的艺术言说。而伊格尔顿又进一步解释说,寓言释放的是一种新鲜的多重意义,“因为寓言家在废墟中挖掘曾经相联系的意义,用一种惊人的新的方式来处理他们。神秘的内在性得到净化,寓言的指涉物能被修复为适宜于多样性的使用和阅读……客体失落了内在的意义,在寓言忧郁的注视下放弃专横的物质性能指,具有神秘性的字母或片断从单一意义的控制下转变为寓言的力量”。[11]伊格尔顿对本雅明寓言理论的阐释显然也同样适合对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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